早期，台灣庶民對和西曆相關的「星期天」概念是抗拒的，民眾認為：「禮拜天不能工作，損失許多工錢」。對他們而言，「禮拜日」祇是日曆上以紅紙印刷的那一天。

總統府前的跨年晚會倒數上，麥克風大聲地傳來主持人的祝福，「猴年行大運！」很誠心地呼喊，卻也令人迷惑；當天是2004年的新曆元旦，農曆年可還沒過，猴年也還沒來。

早些年，台灣的「過年」祇狹義指過農曆年。曾幾何時，學習西方的跨年倒數晚會和元旦升旗，壯大了新曆元旦的氣勢，以致台灣現在已經明顯有兩個年。

台灣信史四百年，貫穿中國明清兩朝至今。明清朝代除年號外，都以農曆甲子來記錄日子。毫無疑問，台灣社會早期均用農曆記日。最早西曆的引入，則循歐洲傳教士來台宣教的管道。

一六二六年，荷蘭在台南建城統治台灣南部兩年後，西班牙探險隊也在台灣北部登陸，一個叫馬地涅的天主教神父和五名會士跟隨上岸開始宣教。九年後，西班牙決定棄守台灣。但遲至一六四二年，荷蘭軍隊在基隆迫使西班牙守軍投降，神父才完全離開四千五百名皈依的教徒。西班牙占領台灣北部十幾年間，除了留下神父被原住民砍頭砍手砍腳的恐怖歷史，以及「三貂角」即是西班牙所建「聖地牙哥」城外，還留下使用西曆的足跡。

《天主教在臺開教記》書中記載，十九世紀後半，天主教重返台灣傳播福音，一八六五年，良方濟神父寫信說道，北部有位部落首領去拜訪他，希望他前往傳教。他們聊到十七世紀西班牙人曾落腳當地，許多人成為天主教友。這位部落首領「點頭同意並指出，當地民眾所使用的年曆比漢人早一個月，也是從西方的元月開始。我認為這是基督徒遺留下的習俗。」

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台灣以前，北部小區域台灣人曾使用西曆外，南部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卻似順應台灣人的傳統曆法來和台灣人互動。像一八八五年，巴克禮牧師印刷出台灣第一份教會刊物「臺灣府城教會報」，登載日期選擇清朝農曆的「光緒十一年六月」。

同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台灣的第一所中學「長老教會中學」(現今台南私立長榮中學前身)誕生。當時教會報上卻不是記成西元的九月二十一日。教會報第二期報導，長老教會中學「訂於八月初六要開學；入學的學生要在初四到府城。」後來拖延了一個禮拜，終於在八月十三日開學。這個八月十三日是農曆記日，也就是西曆的九月二十一日。

一九一二年起
殖民地台灣人開始過兩個年

日本統治後，因日本採行新曆，台灣正式部門的政府機關和學校全面使用西元記日，一改以往清治時代的農曆。日本自古一直襲用中國曆制，但明治政府標舉「文明開化」，全面「脫亞入歐」，日本由天皇帶頭，從上而下進行一波又一波對歐美的學習與模仿。

一八七○年(明治三年)，天皇開始穿西裝，隔兩年，開始吃牛肉，再一年，剪成西式頭髮。一八七一年，官廳改用西式桌椅辦公。如此徹底西化，急於甩開亞洲舊衣舊鞋，放棄中國「太陰曆」，改採西方「太陽曆」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一八七二年，明治天皇下詔，命太政官宣布改曆令，把當年農曆十二月三日改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。

日本一直到大正年間(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五年)，本土四大島祇剩部分鄉下人還在過舊曆年。殖民地台灣的人民則開始過兩個年。農曆年依舊放鞭砲、賭博、到廟裡拜拜、「行春」。對新來的西曆元旦，台灣的上層階級則學日本人的文化，在過新年時，門外掛日本國旗，並「往來投剌」，到親友家遞祝賀新年的「[pp1]名剌」(名片)。整個日本時代台灣人民非武力抗日的代表人物││豪族霧峰林家的富紳林獻堂，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的日記述有早餐後，其子女向他夫婦「行元旦祝賀禮」，繼之去公學校參加「祝賀式」，再由子侄陪同，「到八處投恭賀新年名剌」。可見抗日派所抗並不包括由日本間接傳入的西方文明，甚至日本的文化。

二十世紀初，東方新菁英的主流思想就是西化。孫文推翻清朝，開建中華民國時，即明令以陽曆為正朔。一九二八年底，「臺灣民報」報導來自北平(北京)的消息，中國內政部努力要廢除舊曆，研擬八條過渡辦法，其中有「舊曆節令，一律不准循俗放假」、「將一切舊曆年節之娛樂、賓會、及習俗上點綴品、銷售品，一律加以指導改良，按照國曆日期舉行。」


一九一九年開始
台灣官方宣布不准再用舊曆

在台灣，總督府初期放任民間續用農曆，但不斷有士紳鼓吹改曆。出身台北樹林的漢紳地主黃純青(一八七五年生，一九二七年起曾任總督府評議員)一九一六年曾在「台灣日日新報」發表「改曆之必要」，主張世界大勢所趨，陽曆又較農曆方便。黃純青說，農曆的月份大小不一，遇到閏七月，要普渡兩次，遇閏五月，要再綁粽子，比較不便。

他還認為，實施新曆，「可以打破擇日之迷信」。一九一九年開始，台灣官方宣布不准再用舊曆。此後，報紙不斷宣導實行新曆的好處。有人說，真不知道台灣人民猶豫不用新曆有什麼道理；兩個過年那麼接近，「瞬間一正月。轉瞬復一正月。吾不知依依不忍去此舊曆者。又有何趣味也。」

和西曆相關的「星期」概念，台灣究竟何時開始有此認知？中國在明清以前，官衙有所謂「旬休」，每月十、二十及最後一天放假，但明清完全廢掉，民國才設星期天為假日。

台灣人有西方的星期概念，最早應與宗教傳入有關。至少在日治前，一八九○年外籍神父李嘉祿寫信記錄了一段生動的對話，反應早期台灣庶民對「星期」的初識和對「星期天」的抗拒。神父勸村民上教堂：「做基督徒並不需花錢，來聽道理不必付錢。」民眾答說：「是不要花什麼錢，但做教友，禮拜天和假日都不能工作，損失許多工錢。」神父反問：「你們拜拜、迎神和酬神演戲不也浪費賺錢機會？」村民回辯：「這個損失不大，因為不是每星期拜拜迎神……為什麼每年要浪費六十天不賺錢？」

日本時代，循學校教育的系統，台灣人生活自然逐漸有了星期的概念，從星期日到星期六分別記做日曜日、月曜日、火曜日、水曜日、木曜日、金曜日、土曜日。不過，學生需要星期的作息周期，工農商人並不需要，因為天天都是工作天。。黃武東牧師(一九○九年生，曾任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)回憶錄說，他七歲時，小地主的父親想去教堂做禮拜，一位虔誠教徒「乃詳細告訴家父，禮拜堂在牛桃灣，從這裡步行要走六里路。做禮拜是在每個禮拜的禮拜日，就是日曆上以紅紙印刷的那一天。」可見一般民眾距離「星期」有多遠，對他們的作息意義不大。

從曆法變化看，年暮之際，不妨常念祖恩。還好祖先不捨舊曆年，台灣人才有兩個年可過；瞬間一正月，轉瞬又一正月，何等有趣也！